腐败，被称之为“古老的顽疾”。当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腐败现象已越出了一个国家的监察视野，腐败与反腐败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极为关注的问题。以彼得·艾根，乔治·恩德利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伦理学家发起成立透明国际组织（简称TI），专事观察、调查各国的反腐倡廉活动，擎举“向腐败作战”的旗帜为各国政府的反腐提供政策咨询。《反腐策略——来自透明国际的报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是通过对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腐败现象的实证分析，以及控制腐败的经验总结，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模式和反腐策略框架。其中，不少观点、分析方法和控制腐败的政策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学术界常把反腐策略的研究归入政治学范畴。透明国际组织的经济伦理学家们则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和学术理念。他们认为，市场与政府是两种秩序，腐败现象除了政治（权力）伦理范畴的诠释，还应进行经济伦理范畴的思考，后者是市场秩序制约的结果。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将人们的思维引向腐败的“滋生源”和反腐的本质层面，而它恰恰被忽视了。
乔治·恩德利对腐败的分析、反腐策略的理论框架设计便建立在这一学术理念上的。他强调，自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腐败就作为顽固的社会病应运而生。作者没有承袭政治民主化与反腐关系的传统注解，而是就腐败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诠释腐败在市场秩序和商品交易经济行为中的表现规律：一是，腐败与国家经济发达的程度无关，有商品交易就会滋生出腐败的漩涡，工业化国家并不能成为道德上的榜样；二是，腐败通常“作为经济增长的前奏而出现的”，腐败又往往“导致经济行为的错误抉择”；三是，腐败行为（如贿赂）一旦被“制度化”，就会产生一种不合法的“文化”，直接“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影响生产和消费”，降低“人民大众的整体福利”；四是，新经济时代的腐败将渗透到多种经济行为，如政府采办行为，借助经济援助行贿的“预算欺诈”，私营公司管理者为获取政府保护项目的行贿，转移公共财产，等等。鉴于这样的分析，透明国际组织提出了反腐策略的基本思路：“要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和‘低收益的事情’，从源头上遏止腐败。
应该说，透明国际组织反腐的理论模式是政治民主化和“有限政府”公共理论所尚未涉及的学术理念。即使是90年代出现的“新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理论对腐败的控制仍未超越公共理论的一般模式。而作者从市场秩序和经济行为的范畴分析腐败的滋生源及其表现特征，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视域。
《反腐策略》还将衍生的价值观念视作经济伦理领域里的一种“文化现象”。如此，反腐的理念不仅得以透视权钱交易的文化意识，并且将反腐败的理性批判提升到了经济伦理道德的层面。作者认为，国际社会的腐败渗透着非理性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它们起着很强的动机作用，对经济运作和经济行为构成影响。这些动机的类型，包括：1，“文化相对主义”说。国际社会有人认为，“腐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的一部分”，与主流文化共存。文化相对主义制造了“腐败合理”的“文化神话”。2，“贫困产生腐败”论。即所谓“腐败经常表现为某种形式的贫困的结果。”3，“腐败容忍”论。“腐败能有效分配资源”，“只要市场效率高，贿赂是可以容忍的。”4，“润滑剂”说。即所谓贿赂“是解决困难必需的润滑剂”等。类似的悖论反映了国际社会存在着经济伦理观的“双重标准”，即腐败是社会腐化的表现，腐败又是合理的，可容忍的“文化”。这一“文化现象”表达了畸型的经济伦理观念对经济行为选择的制约。作者将腐败视作特殊的异类“文化现象”就是要将理性思维的指向引入对腐败认同及其社会伦理的批判。没有道德伦理的自觉，没有对腐败文化现象的批判，是缺乏反腐的内动力和自觉性的，国际社会应极力关注腐败利用经济权力消蚀人们的“伦理原则和思想活力”的新动向。
经济伦理观念的异化，将直接聚焦在行政管理的腐败上。经济权力的运用体现在行政管理上，而经济伦理观念的异化，必然诱发个人对权力的追求和权力、金钱的交易。在某种意义上，向腐败作战就是通过反腐策略的制定，控制行政管理的腐败。这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也是本书叙述的重心所在。作者认为，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存在于国际社会的腐败，大多数表现为“行政管理的腐败”，是“聚焦于个体的行为活动”，而不是“政治的腐败”。这对一些持腐败即政治腐败的偏执论者更具理性和普遍意义。鉴于这一前提，作者设计了反腐策略的整体框架，其中包括：建立政府生活的廉政环境，健全行政法，加强行政体制改革，设立调查官制度，树立信息透明和开放的公众意识，设置独立的廉政机构，协调国际组织、制约国外腐败行为等。这些政策设计，涉及了精简行政机构，转化政府职能、公开政务，奉行公平、公正性原则，行政人员的伦理准则，公众舆论监督及投诉程序，国际合作、司法与金融合作的诸多方面。
显然，作者对反腐策略的框架构想，是运用了公共理论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国际社会反腐策略的评估建立在以下原则上：如，适用国际社会的一般环境，符合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各国反腐策略应适合本国物质、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一般规律。这些思路对我国开展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
《反腐策略》呼吁向腐败作战，目的在于鼓励国际社会改革市场秩序，控制腐败的滋生源，完善政府结构和行政管理职能，树立良好的经济伦理观念，促进政府、公众、社会对反腐的介入与支持。如同作者所说的，“改革实质性的程序以削弱腐败滋生源和改革态度的转变”，建立系统而自觉的廉政体系。
